第二，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劳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团结群众，呈现爱心，敬业爱业，做好本职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历来是我们的教育方针。近二十多年却不知为什么谈得很少了，无疑是失误。智包括识、才、学。青年人应从学入手，在实际中逐步锻炼独立思考和创新才能。通常人们重视才、学，而容易忽略识。其实识非常重要。所谓识，是指对研究对象宏观的、总体的估价和认识。由于估价是宏观的，不可能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计算，所以只 能是粗略的，有很大的主观性，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例如，“科教兴国”、“一国两制”、“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等，都是识。前人很重视识，清人章学诚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诗人袁枚在《续诗品·尚识》中说得很形象：“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苏轼作《贾谊论》，说：“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叹息他有才未尽，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司马迁忍受了人间最大的侮辱，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使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成为远见卓识的辉煌先例。 
    识的作用，至为重大，或则影响个人的一生(如职业的选择)，或则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宁。尤其是掌权人的识，对于大政方针的确定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关于合格人才与杰出人才。“合格”这一 概念，我是从邓小平同志一次讲话中首次听到的，既觉得新鲜也感到重要，在质量上要求合格，在数量上要求大量。现在各级学校的毕业生，都是合格人才，其中可能有极少的英才。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可以培养合格的人才，却不利于英才成长。何谓英才？刘邵(魏)在《人物志》中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而英雄则必兼备英与雄。项羽有雄而少英，终于失败。刘邦则英、雄兼备，终有天下。刘邵的议论，偏于政治。至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英才，难以准确定义，但有一公共点：必须有超凡的创新和杰出的贡献，如牛顿、爱因 斯坦、达尔文、司马迁、司马光、李白、杜甫等这样卓越的人物。
      二十世纪上半世纪，我国出了不少英才，诸如鲁迅、巴金、梅兰芳、徐悲鸿、钱学森、华罗庚等，但下半世纪就寥若晨星了。什么原因呢？以后还会这样吗？ 
    从教育角度来检讨，现在功课太重，作业太多。 学校为了高考，必须尽多灌输知识、模拟考试。这样，不仅剥夺了时间，而且磨灭了灵性。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扑灭。没有时间去思考，去探索。整天都在记忆和背诵，外语也成了沉重的负担。从小学起，一直读到博士学位，都在背外语，而且份量很重，甚至当了老师，评职称还得考外语。官员升职是否考外语？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舍得花费学生这么多精力去学外语？时间浪费的祸害远远超过金钱浪费。如果当年杨振宁等也是这样，他们能获得诺贝尔奖吗？外语是应该学的，而且必须学好，但教学方法 必须改进，必须十分珍惜学生的青春。 
    科学基金、奖励和职称提升，都是必要的，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但事情做过了头就有很大的危害。为了获奖，就必须制造大量的论文，赶时间发表。这样就必然会忽视质量，助长浮躁，甚至滋长剽窃、走后门、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更谈不上有十年磨一剑的惊世之作了。谨防功利主义，它不仅摧毁学术，而且会腐蚀善良的心灵。 
    天赋很高的英才是不必特殊培养的，只需提供一定的条件，多一些爱护，少一些打扰，他们就能独立思考，独立创新。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得到蓬勃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果能改善管理方式，发扬奋发上进的教育精神，我国必将培养出更多的合格人才，出现非常优秀的、牛顿级的杰出人才。我们期待着他们的降临。 
    注释： 
    ①转引自徐胜蓝、孟东明著《杨振宁传》，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牛顿说过同样的话：“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见《爱因斯坦的圣经》，71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 
    ③《新华文摘》，14页。2002年6月。 
    ④韩薇主编《牛津深呼吸》，154～165页，西苑出版社，2002年。 
    ⑤袁效贤、李春晓《牛津与剑桥》，同上书，205～218页。 
    ⑥金耀基《‘牛津’与‘剑桥’》，同上书，213～218页。 
    ⑦《徐志摩选集》，141～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⑧《诸葛亮集》，28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同上书，28页。 
    ⑩《爱因斯坦文集》卷3，142～14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作者：王梓坤  中国科学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校长
                                                       摘自《中国基础教育》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