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酒令，以青山绿水为傍，溪边石板为凳，潺潺曲水为酒桌，变幻不定的停留为令官，犹如“阳春白雪”般高雅。它能助酒兴，又不只是一种罚酒手段，还增添了罚作诗这样风雅别致的精神活动，使整个宴会超凡脱俗。行酒令为这次文人的聚会增添了游戏色彩，在和谐欢娱的气氛中融入自然，纵情高歌；不单纯为饮酒而饮酒，也不单为赋诗而赋诗，由于行酒令的加入，一切顺其自然，情随心动，诗因情生。如果没有这种高雅形式的加入，很难想像文人雅士们用什么来调剂心情，畅饮抒怀，可见行令是“流觞曲水”中重要的形式之乐。

    三、心灵之乐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诗、酒不分家，所谓“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活跃思维，唤起联想，激发灵感，酒是诗的催化剂。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靠酒激发出的灵感，在微醉中抒发出来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充分说明了酒在李白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就是在醉酒之后，听了歌伎裴兴奴演奏琵琶，诉说她的身世后，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连夜写成的。二十来岁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他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 
    魏晋时文人的饮酒哲学更加强调通过饮酒减轻和消解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的痛苦、焦虑，达到全身心放松，进而深入个体内心深处，寻觅心灵上的自由和抚慰，将灵魂带入审美的理想境界。这一审美体验的最佳载体就是诗歌。《兰亭集序》中的“流觞曲水”的形式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点燃他们内心深处的智慧火花，就是在充分享受感宫之乐与形式之乐的基础上，将品酒与赋诗融为一体，在美酒的浸润下关照内心，把真实的自我酣畅淋漓地付诸笔端，在畅想抒怀中达到心灵之乐。

    四、超脱之乐 
    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代，玄学盛行，它以精神领域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认为，世间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政治上也主张“无为”或“自然”。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 
    魏晋时期的政治局面异常复杂，文人雅士们为明哲保身，崇尚老庄，逃避现实，坐而论道，谈玄说理。雅士们要活得超脱、潇洒，与世无争，那就必须寻求一处心灵净土来排遣生命的悲哀。除了“丝竹管弦”之外，他们更喜欢纵情山水，怡情悦性，所谓“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会稽山阴的“群山峻岭，清流急湍”成了他们逃避现实、安顿心灵、涤荡胸襟的最佳所在，无论是王羲之、孙绰的为官，还是谢安、许询的隐居，抑或支遁的潜修佛理，名士们总是钟情于此地。观山赏水还远远不够，还要借酒助兴，在微醉的美妙状态中吟诗作赋，排遣压抑已久的无奈、困苦、悲哀，在浅吟低唱中“畅叙幽情”，在文字中获得现实中未得之安慰，获得心灵之乐。所有这些都是对现实的逃避，而这种逃避的方式就是魏晋名士们欣赏的“流觞曲水”，以此达到超脱、虚幻的境界。 
    无论是感官之乐，形式之乐，还是心灵之乐，都归结到超脱之乐，这是魏晋时期雅士们摆脱现实困惑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寻求心灵慰藉的一种风雅和浪漫之举。 
    以上只是心中一点感悟，对于魏晋文人的思想情怀及心灵世界，还有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