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归来，她被素以治学严谨要求严格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收为弟子，董老师带她可谓是将遇良才，老师说每天你至少要在琴房练半天，她在琴房一猫就是七八个小时；老师说，新歌必须达到视唱熟练的程度，她却不达到背唱的程度不罢休。就这样，她进团不到半年就登台独唱了。鉴于她格外看好的发展势头，团里先后送她到中央乐团和上海歌剧院进修深造。师从郭淑珍、施鸿鄂、林俊卿老师，基本功和技巧突飞猛进。这期间，她摘抄了十几个歌本近千首歌曲，听课笔记十几万字，还制造了令全团震惊的消费“新闻”：花了200多元(相当于她4个月的工资)购置了一台“葵花牌”录音机!在七十年代，这种家伙只有广播台站才有，属于“团体消费”的对象，可她却果断“拿下”了。这一拿下，就等于又多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让她把广播新歌及时录下来学唱，这样，等于有了一个和全国同行及时交流的渠道。她从团里董老师那儿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学来扎实的基本功，又从这位新“老师”那儿掌握着当时歌坛的动态，无形中就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凭着这股对艺术的痴迷和狂热，她艺术生命的高音一亮嗓就非同凡响：
1971年底，团里排练大型舞蹈《草原红灯》，领导让她这个进团两年的新手试试，结果一试而不可收，她唱得满座皆惊，许多前排的观众情不自禁起身离座，朝乐池里看谁领唱。团里的老艺术家们纷纷赞叹：“唱得好，这孩子有发展潜力!”
1975年，她的《张大妈喜看龙江颂》和与张琨同志联袂演唱的二重唱《战马飞奔在草原》和《那达慕大会开得好》人选当年的国庆公演节目，受到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的接见。
1978年，舞剧《蝶恋花》拍电影，特意把她从上海调回来担任领唱。
按照当下歌手走红的标准，她此时早就够“大腕”的级别了，频频的出镜(台)机会决定她的知名度在当时的传媒条件下应该说是遥遥领先的。当然，那会儿不兴“炒作”和“包装”，而是高山上滚石头——硬碰硬的比试出来的。这一点，也为八十年代全军纪念聂耳、冼星海声乐大赛她人选12强的比赛结果所证明。
B章：八十年代中国歌坛新人辈出，群星闪烁，有的歌手由此大红大紫，盛名海内，名利双收……
可任丽蔚却与此无缘，至今，她似乎还是个“军区级”的星，更多的时间她随着“大蓬车队”穿梭在白山黑水间的兵营里，她说：“我的星座恐怕就在这片天空。”
按照任丽蔚在70年代达到的演唱水平，她在80年代全国歌坛争得一席之地甚至大红大紫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像她的同龄人韩芝萍、欧阳劲松、程桂兰等人那样，在70年代崭露头角，在80年代脱颖而出。事实上，时代也确实为她提供了这个机会，80年代遍地开花的歌手大奖赛这种“造星”运动为她提供了一趟末班车，然而，她却因不可思议的变故以及我们体制中的许多不健全因素而“星运旁落”。就拿1985年举办的全军纪念聂耳、冼星海声乐大赛来说，民族唱法40多名歌手，一次性预赛，筛出12人参加决赛，她顺利人人的价值观这次真的贻误了她。这是竞技场，讲的就是名次，狭路相逢勇者胜，对于不公平的竞争必须讨个说法才行，可她竟然没上找，而是含着眼泪接受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安慰性奖项：“特别奖”!这一年，她已33岁，之后几年随着参赛年龄的水涨船高，她只能“望赛兴叹”了。
就这样，她没能借八十年代的流行风而再度名扬全国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一族，而是像银河系里一颗远离中心的小恒星，春夏秋冬循规蹈矩的坚守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默默在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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