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这些年来,“在路上"这几个字一直在脑海里 盘桓不去。有时它是计划中的一部书或者一篇文章的名字,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意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生活状态。
脑海里最早冒出“在路上"这三个字,是我到中央电视台担任时政记者一年之后,跟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在出访澳大利亚的路上。当时,面包车在细雨中的公路 上行驶,透过窗玻璃,眼前是一片潮湿的绿色。我用手擦着窗玻璃，想把窗外的景致看得更为 真切,就是在那个瞬间,脑海里突然跳出三个字:“在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我目前、 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今天这儿,明天那儿,说不准确切地点,只知道永远在 走着、在前行——当时突然萌生了把记者经历中的感悟诉诸笔端的念头。
从那时起,“在路上"这三个字不仅成了我生活状态的写照,而且成了意念中的一笔文债。它会不时跳出来骚扰我,在距离地面几千公里的某个大洋的上空,在远离祖国的某块陌生大陆的某个夜晚,它总是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提醒我:该动笔了,该动笔了。但是因为懒惰,一直没有写,直到今天。 许多年前，我以为新闻记者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职业:每天去挖掘新鲜事,每天去接触不同的人 ,去经历和体验不同的人生,每天都会有新的期待、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你 可以和你的读者、听众、观众一起分享你的经历。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16 年前,我选择了新闻学专业,走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大门,而且一读就是七年。
在广院,我第一次尝试写消息、写通讯,第一次走出校门采访,第一次做录音报道,第一次摆弄 摄像机……那时候,真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有时候,为了完成一篇作业,我可以不吃不喝,在 严冬里倒三四次车,再走好远的路去敲响采访对象的家门,在采访完成之后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那时的我,真的爱上了新闻这个专业。如果说,选择专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热爱这种劳碌 奔波、通过艰苦的劳动把有趣的人和事介绍给受众的“在路上"的生活方式。
七年的广院读书生活结束之后,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电视新闻记者,“在路上"的生活也真正开始了。
应该说,七年广院新闻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在走上工作岗位之际满怀自信。同时,七年的专业积累终于有了释放的天地,这令我充满工作激情，恨不得一 下子把十八般武艺全派上用场。
然而我很快发现，眼前的工作跟我以前想像的大不一样。
可以说,在所有的行业记者中,最缺少正规教育的就是时政记者。在广院,我学习过经济报道、体育报道,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有过将来做一名经济记者或者体育记者的准备,却没有做一个时政记者的准备。别说当好时政记者,当时就连“时政记者"这个概念都没有。说起来也情有可原：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目前拥有3000 名正式员工、几千名临时人员的新闻机构,时政记者才不过30名。也就是说,成为时政记者的 可能性非常小。
正因为缺乏对时政记者的了解和认识,我在刚刚“上路"之际确实经历过一个比较痛苦的调整过程。
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当一个时政新闻记者必须学会等待。
新闻专业出身的我,可以说“不怕采访,怕不采访"。越是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越是没有任何框框,就越能激发我的创作能力。但是当了时政记者之后却发现,自己可以采访、可以发挥的空间其实非常狭小:不仅几乎每一次采访都有人家准备好的文字资料,而且绝大多数稿件都是经过审定、不能轻易改动的。一些外事活动,时政记者们干脆只有在会谈、会见厅外守候,等活动结束后再根据“吹风"整理稿 件的份儿。也就是说,作为时政记者,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新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许多 人羡慕时政记者有机会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地,羡慕时政记者的“风光",其实我们干 时政记者这一行的都很清楚,我们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样式不同的各个国家的会见厅 外的走廊或过道里，在或坐或站的辛苦而枯燥的等待中度过的。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