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很快过去了。但有一件事却是我终身难忘的。那是初中一年 时,新学一篇课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其中有句对国民党当局激烈批评的诗句“……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给我印象很深，课后大扫除时擦玻璃,我随手用粉 笔写在窗外墙上。那时我们的教室在一楼,几个醒目大字很快被人看见,汇报到教导处。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也是阶级斗争年代,这句话立即被认为是反动标语,是对国家政治不满。学校追查书写者是我,班主任谢兆亿老师找我谈话,我怎么懂得,糊里糊涂出了这么大个政治事件。恰好父亲又有“右派"加“右倾"的背景,我当时简直惊呆了。令人感动的是,谢老师并没有批评责备我,他只是嘱我小心注意,今后不要拿笔乱写。“你喜欢写字记词,就记在纸上,写在教室内黑板上，千万不要写在外边。"后来我才明白，谢老师作为班主任,当上面严厉追查时，他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没有让我和我的问题家庭受到伤害。这在那个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多么难得!想想吧,谢老师当时是个年轻教师,在那种年代,他要承受多大压力!
1965年,我顺利考上母校高中。很遗憾,高中学了一年,“文革”开始了。1966年夏秋，我和许多同学抱着一腔热情参与了这个运动,上街扫过“四旧",贴过大字报,可能在大字报文字上伤害过老师。
“文革”到l966年冬,我从南方串联回来,就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文革”活动，当了逍遥派。实际上，我个人那时已对“文革”有了不同看法。学校、社会上无休止的派战、争斗，让人感到困惑、厌倦。干什么呢?时光一天天浪费 消磨,真是可惜。好在,母校几年的学习生活,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我和校内外几位同道少年,就借书看。互相串借，一本又一本,一月又一月,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广泛阅读。其间母亲因为害怕,曾将我借来的《虞初新志》、《唐宋传奇选》烧掉,为此我和母亲大吵一通,最后母子二人相对大哭。那时读书是罪过,却是隐藏我心中的最大乐趣。
1966年冬到1968年秋的一段时间,读书累了或无书可读了,我们几个相好少年便出门游历,用现在时兴的话,就是旅游。穷学生没钱,就揣上馒头、大饼子,混上一些检票不严的铁路慢车、通勤车,到大伙房水库、大连、哈尔滨,甚至中原武汉等地方,走走看看。也时常到浑河去游泳,到铁岭去爬山。为了解社会和工人农民,我和石安利等同学自发组织到机床厂做工，到开原县茨林子公社务 农种稻。那时浑沌少年，失去学堂，失去学业，但始终不愿堕入污流，仍然摸索人生道路， 摸索正确方向。做一个纯正的人，这是母校教给我们的。
l968年9月,失散几年的同学们终于重聚,但不是重回课堂，而是由军代表安排下乡插队。我和同学们下乡,与农民一起耕作,学会了农活,懂得了农村,同时也认真思考着过去和未来。
1970年,因有乒乓球、篮球、足球和无线电收音机修理技术诸特长，旅大要塞区通信兵接兵部队把我要去，尽管那时父亲的问题还不清不白，下放在农村。
入伍后,由于部队里高中生稀缺,我的文化及体育特长很快发挥效益。头一年代表所在部队夺得团体锦标,次年参加“文革”后首次军事院校招生考试,一举中的,于1972年夏入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电源工程专业,1975年年底完成了学业。
1976年我回原部队,服务3年,在海岛基层部队修机器，开课讲学，培训技术人员。1979年初,我从部队转回地方,阴差阳错,竟被复转办安排到与我专业毫不相干的南京媒体当记者,从事采访编辑工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从工科专业转到文科的写作,由于自己当过工人、知青、军人,在农村、海岛、军营等地多年生活,研磨一两年后,居然适应了。在新闻写作、文学创作、新闻翻译和文学翻译等方面,苦出了一点成果。新闻作品多次获得省好新闻二等以上奖及全国奖。系列散文等文学作品获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出版了文学译著《非洲丛林历险记》、《云霄探险——世界七大顶峰征服记》、散文集《春风寒食》、新闻论文集《文章的真谛》等书。1994年撰写的2万余字论文《论红卫兵》,被专家评为“有独到见解"的有关红卫兵研究的文章,并被国家级出版机构人民日报社出版社收录,载入该社编纂的《盛世中华》大型系列文献,被称为“具有极高交流及收藏价值的倾力之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陆续被海军电子工程学院、海军指挥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通信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或研究生导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