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白，男生，瘦高个子，比较散漫，常常衣帽不整，好说笑话。“文革”中，他在西丰农村，后被派送到铁岭地区师范学校入学学习(当时培养农村中学教师)。这时我被结合到师范学校革委会任副主任、副书记。1973年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我刚刚是革命领导干部，进了革委会，不久又被打倒了，被批为“右倾翻案”急先锋，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实在有些想不通。认为自己在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也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学校中大事都是工宣队、军宣队决定，我执行。怎么“反右倾”中我成了急先锋，说我“穿新鞋，走老路”，搞翻案呢?由于我又被批判，有些人又要划清界限，不少人又回避与我接触。我这时又孤独、又苦闷。但就是这个李长白，不顾这些，却常到我的宿舍去看我，与我闲谈，安慰我。他说：老师，你别委屈，也不用着急上火。你仔细想想，不批你，批谁呀?只有你才是“老右”哩!又说，你如果想通了，也就不委屈了。我对他的话没有放在心上，认为他只是同情我，安慰我而已。但过后，仔细思量，这个李长白，确实比我看的清，看的深透，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在当时革委会班子中，工宣队是工人阶级，军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年青干部是革命小将。是啊，谁也批不得，只有我是“老右”该批!我从内心里感谢他，在我患难中不避嫌，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关心我这个老师，不忘实验园的师生情谊，真像个老朋友那样来帮助我。
陶小兵，男生，活泼好动，在男生中按今天话说是个帅小伙。他爱好体育活动，运动会时，是为班级争名次的好手。但他也十分调皮，有时顶撞老师，为此，我曾多次批评过他。他的这些特性，使我在众多学生中留有深刻印象。转瞬间十几年过去，“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去北京开会。在沈阳南站广场，突然一个解放军战士跑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向我敬礼，说“老师，您好!”之后又说，我是陶小兵，您还认识我吗?啊，我想起来了，是那个顽皮的陶小兵。我问他你好啊，现在到部队了，还那样调皮吗?他笑着说，我现在部队文工团搞器乐，还是五好战士呢!我们还闲谈些他在部队，以及他老师和同学情况。当我们匆匆告别时，他还一再嘱咐我，老师保重身体啊!
于洁弟，男生，当年初中学生，是外地转学来的。入学后经常违纪，有时上课时偷偷跑出上树抓雀去。老师、教导主任多次批评他，他是时好时犯，成了全校闻名的淘气生。为此，我也曾严厉的“训斥”过他。
“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我恢复工作后，调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他的姐姐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当他听说我调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后，一天于洁弟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看我，他说在某工厂工作。在我们闲谈中，我还是笑着问他，你还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吗?搅得工厂也不安宁吧。他笑起来说，老师，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真是不懂事，实验园的学习环境，老师、同学都好，而我浪费了不少大好时光，今天回忆它真是不应该。这时，他姐姐从旁说，小弟现在工厂里干的挺好，领导还很器重他呢!是呀，现在我面前的于洁弟变了，他成熟了，是当代的好青年!
还有些学生在实验园的众多学生中，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彼此都离开实验园多年，但我们师生间还有来往。如：周雪松，男生，为人机敏、坦诚、认真。他父亲落实政策后，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他特地到我家告诉我，他也要随父亲到北京工作了，让我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到家做客。褚达明，男生，刻苦、勤奋、朴实。“文革”后，他在长春当中学教师。他到沈阳办事时，到我家看望我。对在“文革”中父母遭受迫害的事，他持理解宽容、豁达开朗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据知，他现在长春中国银行工作。李曙光，女生，谦虚、热忱、讲礼貌。总是微笑着鞠躬行礼，问“老师，您好!”当知我调到辽阳工作，她向我说，辽阳化纤学院是她父亲创办的，并曾兼任该校校长，她祝贺我到辽阳一定能够创业成功，再铸辉煌。
忆起与实验园学生相处的一些往事，他们那一个个活泼、可爱甚至调皮的样子，又重现在我的面前。在他们成长中有的顺利、有的坎坷，有的成功、有的平凡。但他们都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战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实验园，对母校有着深厚的，割不断的情缘。现在他们有的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孩子可能长大成人了。我衷心祝愿实验园的校友事业顺利，生活幸福!我也祝福今天实验园的学生，在祖国大好形势下，珍惜时光，刻苦学习，不断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上一页 [1] [2]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
|
| |
|
推荐新闻 |
 |
|
|
热门新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