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思考：那个时代的基础教育与现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的答案是：那时的主管部门和校长、老师乃至普通工友，都是把教育作为“科学”来遵奉、来施行的。他们决不会把教育、把学校当成“产业”来办。 
    因为遵奉教育科学，所以学校坚决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育第一”、“应试教育”毫无“市场”。“教书育人”的先决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那时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力非常明确．也非常单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读书为“当大官”、为“赚大钱”，这种“目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学习目的、学习动力明确。所以个人兴趣与“使命”之间的矛盾就很容易解决——以我来说吧，一贯酷爱文科，原本非常恐惧数理化，但是进入实验中学之后。数理化的成绩却很快赶了上来，以致同样可以达到优秀。就是因为懂得了“全面发展”乃是祖国的要求，是将来深造的基础。有了“使命感”，“乏味”的课程也就有味了。 
    当时的德育固然也靠灌输。但对我们最起作用的，却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还有那些渗透于每项活动、每个角落(包括环境布置)里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元素”。记得踏上教学楼的楼梯。迎面便是一帧巨幅油画——《又得2分》，这是苏联画家列舍特尼科夫名作的复制品，它天天提醒着我们勿忘使命!一幅名画，把美育、德育、智育巧妙地融汇在一起，以至六十多年之后，政治课堂上的说教早已记不起来了，它却牢牢地烙在脑海之中，终生不会抹去!类似的教育手段不胜枚举：静态的、动态的，学生不单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且经常是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乃至“策划者”和“主持者”。这样的学校生活，可用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一部著作的书名加以概括——“教育诗”。 
    价值观的树立还表现在公德意识。经过在校的逐年熏陶，同学们都能做到：不管旁边有人没人，无论是否受到监督。个个自觉坚持做正确的事。不会去做不应做的事；即使偶犯错误，也能自觉改正。我在给平宇的一封信里曾经谈到两件小事：第一件事是五年之中，从未听说有人私自采摘校园里的花卉和水果。第二件事是。某年暑假和王力殊、崔代革等在北京游颐和园；返回时因为客流拥挤，我便钻了空子，争先上车给她们占座位。不料她们毫不理会，仍在下面坚持排队。真如鲁迅说的那样，我顿时发觉了自己的“小”。即刻红着脸下车，讪讪地插回她们的行列。诸如此类的“大觉悟”或“小行为”同样不胜枚举，都如平字说的那样：完全“发自内心”，因为那本身便是“做人”，学校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当今的有识之士不是正在呼唤“公民社会”吗?是的，没有公民社会便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法治。平宇在“海外岁月”那一部分里谈到在美国的许多亲身经历和生动见闻，我们看到：美国固然仍有“丛林法则”，但是他们的公民社会确实健全、稳固，确实成为民主、法制的坚实基础。反顾中国，如果五十年代的传统未被摒弃，咱们的公民社会建设进程肯定会迅速得多。
    以上是我阅读平宇“学生时代”前一部分的主要感想。本文选自徐斯年为《从中国到美国》的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