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有的记者想了解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背景。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我出生于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一个普通的自然村——辽宁省法库县的一个农村。祖辈世代务农为生。抗日胜利那年(1945年)我14岁，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只有母亲和我，有几块勉强能维持生计的土地。我如果留在家中从事农业或做一名小学教师(当时我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母子是可以维持在基本温饱线上下的。但是，一颗不甘就此停学的童心哭闹着要继续到县城去读中学。是深 深的母爱，她把所有的困难都承担了起来，想方设法，毅然送我返回了学校，当时母亲已经 50多岁。当我读到高一时，由于解放战争在本地处于“拉锯”状态，学校解散了。校长也回 到沈阳去了。没有书读心急如焚，再穷也挡不住求知的渴望。下决心到沈阳找读书的地方。 身无分文的我从姨妈家里背上7.5千克高粱米，偷偷爬上去沈阳的火车车顶，到沈阳去找校 长去了。几经磨难，最后在一所不像正规学校，更像救济所的第五青年中学继续读书。一年后沈阳解放，我才得以安心地继续学习，先后在东北实验学校(现辽宁省实验中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建筑系肄业和苏联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地球物理系毕业，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 。
我的学生时常问我：“你是怎样选择这样的专业的？”我告诉他们说，我是“误入歧途”。当我1950年高中毕业时，我意识到学理科对我是最合适的，尽管我不是一个偏科的学生，而且也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其中虽然有两次选择的机会，但都擦肩而过，未能如愿。第一次是高中毕业时，当局规定东北学生一概不准报考关内大学，因此我就报名考入东北工学院。入学选系时，我不知所措。因为东北工学院当时主要是工科，以机械 、电机、冶金为主，虽然有数学系和物理系，但据说那是为培养中学师资而设的。因此不愿去读。机、电两系虽是众望所归，但我这个人从不愿赶浪头。要论考试成绩，我选二系之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偏不选。那选什么系呢？当时我想，东北要搞大规模经济建设，那就学造房子吧， 于是选了建筑系。但学了一年的素描之后，我对建筑仍未产生多大兴趣。可巧，在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要在我们之中选派第二批学生到苏联高校学习。我的第二次选择机会就是面对重新选择留苏专业。我报的是天体物理学，但是，当时国家需要的是推进经济建设的人才，对天体的研究并不急需。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因此,就改学了这个非理非工，又理又工的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个专业,学得还颇有兴趣。因为它的不成熟，才需要探索，这就是我对它产生兴趣的原因。这个专业后来还真的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出了大力。
当学生要身经百战、千战、万战地对付考试和做各种各样的作业。在历代的学生中，对于考试，有害怕的，有无所谓的，有不怕的。我在学生时代属第三种人。我终身最欣慰的是学生时代20年，历经几千次考试，从未有过一次作弊，也从未不及格过。但有两次曾代人进行升学考试和就业考试，现在想起来有点遗憾。由于学习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所以我平时抓紧时间复习，做习题，找课外参考书，考试也就不紧张了。
记得在列宁格勒矿院学《电动力学》课时，有位与众不同的教授,他每讲两节课就留下两个作业题，一学期下来有几十道题了。他平时不催不问，也不批改作业。在考试前上最后一堂课时，他突然宣布：考试时必须将全部作业交来，否则不准考试。这就意味不完成作业者这门功课为不及格。当场就引起几乎全体同学的反对。不管同学们如何喧闹，他还是坚持不交作业就不准考试。和我住一个宿舍的苏联同学问我：“马，你一定是做了作业的，让我抄抄。”我说：“你拿去好了。” 考试前同学们都把作业本交到了这位教授手中，考试那天，当轮到我进教室考试时，我发现 这位教授神色不对，我也不予理会，就从他的试题库中抽出一张试卷在黑板上进行笔答，然后等待教师口试。他看完我的笔试结果，并不向我提任何问题，而是声色俱厉地开始训斥我了。他说：“你不害羞吗！？你们国家派你来这里学习，你居然抄同学的作业来欺骗我，你对得起你的国家吗？你怎样向你的亲人报告你的学习成绩呢?你说，你是抄的哪位同学的作业本的?你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这个教室。我准备陪你到底！”我趁他停顿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抄任何人的作业。”(这时，我已猜到，我的作业被一再转抄了。但凭着友情和义气 ，坚持不说出谁抄过我的作业。)他不信，他平时不接触同学，也不了解我。他不像数学课老师和无线电技术课老师那样，平时就知道我是一个“捕两猫，猫老劫持”(俄语：一直是好样的)。所以他根本不信，同时也想从我这个唯一的外国人身上找到问题的答案。因为60多本作业本是一模一样的，从文字、公式、标点符号全都一样，如同复制。他气极了。而且同学们“同仇敌忾”地对待他，更使他不能自持，这样僵持达半个小时之久。只听到他的骂声不绝于耳。最后，与我同时考试的我们班的班长，一位善良的苏联青年终于忍不住对他说 ：“你不要再追问了，是我们抄了他的作业本。”他震惊之余才无可奈何地说：“作业也不 全对。”才算结束了这场风波。摘自《院士成长启示录》
[作者：马在田 1950年毕业于东北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前身）高一班，为该班班长，1991年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科技功臣、高教精英、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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