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1年考入省实验中学的,发榜之后,我自己并 不在意,无非是上中学了而已。而邻居却当作一个新闻在传递:“老王家的小子有出息,考上省实验了!"只是从那一刻起,我才初次尝到了作为一个实验学子的不同。
而真正从这所学校获益,是在此后的八年间。从14岁到21岁,对于人生是何等重要的打基础阶段,而我的人生基础就是在实验打下的。省实验有着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校风。她的政治氛围对于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是不可或缺的补品。清晨校园的新闻广播,星期一同学们从家中带回的参考消息,暮色中校园角角落落团干部谈话的身影,这一切都在营造着一种氛围:关心时事,关心政治,追求进步。难怪友邻学校的同学一听我说话,就断定是实验中学的。她严谨的治学风气,也绝非其他学校可比。至今,我还记得王立如老师讲的赵朴初先生的《某公三哭》,李家骥老师讲的生物,以及华熙云老师一丝不苟的日记。师长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切都成为我们享用终生的财富。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文革”开始后,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同学,头脑还比较冷静和理智。不能上课,我们就静下心来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论》 。在那种停课不读书的年代,这可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日后从事政治工作和新闻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久拖不能复课、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从军。在当时,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来到了牡丹江畔。新兵训练刚结束,便开进深山国防施工——打坑道。这种强体力劳动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说,是严峻的考验。要抡十几磅的大锤,要挥动几十斤的铁锹排渣,要把轰鸣的风镐举过头顶。因昼夜赶进度,24小时不见太阳。有一段,我觉得自己实在坚持不住了,而且多次反问自己:入伍的选择是不是错了?那是一天夜里,放过炮后,我和战友们蹲在坑道口等待排烟。远处山下,小镇磨刀石灯火点点。山里的夜异常静,鸡鸣狗叫听得真真切切。一种神圣的职责意识在胸中升腾和强化:人民为什么能享受和平和安宁?不就是因为深山里有我们这样的大兵吗!正是这种意识支配我,经受住了苦与累的考验。三个月后,因表现突出,被调进团政治处从事报道工作。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的枪炮声震动世界。当天夜里,团长那异常的砸门声证实了我们的预感:开赴乌苏里江畔,执行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任务。发枪发弹,发压缩饼干,从团长到士兵一律剃成明晃晃的光头。牡丹江市郊的铁岭河,一支支黄色的人流跑步登上开赴前线的列车。刚刚经受了苦与累的考验,一场更为严峻的生与死的考验摆在面前。摩托车开进 的队伍行至宝清县境内时,一支小小的车队迎面驶来,车队载着3月2日作战中牺牲战友们的遗体,他们的躯干透过洁白的被单依稀可辨。所有的车上刹那间没有了说笑声。那一幕无异给了这些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年轻战士一个强烈的暗示,打仗并不像小说电影中描写得那么轻松愉快,是要死人的!
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我们一个月不曾打开过被包。在炮火下挖工事,拉坦克残骸,睡过碉堡、堑壕、猫儿洞,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罐头。战友常常相见不相识,被树枝刺破的棉衣露出团团棉絮,黑脸黑手活像卖炭翁。当时部队中流传的口头禅是:“打老毛子不洗脸,给他点颜色看看。"对战争带给我们的尊容,大家已习以为常,但祖国的亲人受不了。记得佳木斯慰问团来演出,当面对山坡下数千如此形象的官兵时,我目睹慰问团的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在这些官兵中,就有若干我们实验中学的校友,他们的名字是:李彦晶、陈立波、王怀志、曹荣光、曹阳。在枪炮声中见到老同学,那激动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仍不忘以实验学子互勉:“别当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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