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来让校长车向忱知道了,他老特意给父亲送来一本老式的汉语拼音字典,并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听到父亲来上学的事很高兴,要父亲好好学习,为工人阶级争光,如有事去找他。父亲很受感动。 从此,父亲的学习更加刻苦了。学校每周六的电影晚会,他从不去观看,周日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外,几乎全都是口不离拼音,手不离课本,一学就是大半夜,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做儿女的看得十分真切,都很心痛。有时父亲还戏称我们“马老师”来讨教。 年轻的全国劳模们深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年仅22岁的田桂英,以及比田桂英大不了几岁的全国劳模张子富和苏长有等人,都无不敬佩地说,老马师傅,都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用功,咱们真得好好地向他学习。事实真如他们说的那样,田桂英有一回考试得了四分,还哭鼻子了。可见学校的学习空气该有多浓了! 父亲在东北实验学校只学了两年,后来就转到东北工学院学习了。那时,父亲已能通读人民日报。如果遇到让父亲去做报告的事,他也能写出发言提纲了。 父亲的同学都说,(波)(坡)(摸)(佛)把马师傅救了。 父亲却说,东北实验学校给他摘了文盲帽子,让他获得了文化生命! 事实真是如此。父亲于1956年回厂后,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厂总机械师、党委副书记等职;三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从1954年起,连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得到毛主席13次亲切接见,是我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1985年7月父亲仙逝前,还在叮嘱我,千万不能忘记东北实验学校的恩泽。 我是1935年5月出生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一天书没念过。到了1952年,我总共才读了四年书,就被破格地插入东北实验学校初一年级20班。所谓破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凭我的学历根本考不取,学校照顾我。二,我是开国劳模马恒昌的儿子,工人子弟,得到了国家的关爱。有幸的是,我的班主任张德增老师对我特别关照。他在课堂上总提问我,在课下还经常辅导我。因而我进步的很快。学校团委书记唱印余老师,更是常常找我谈心,启发我的思想觉悟。他说,你是工人的后代,要靠近组织,要团结同学,要把学习搞好,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像你父亲一样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才。我至今还记得,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下午一时,唱老师出席了我班团支部讨论我加入青年团大会,这给了我一生的感动! 我在实验学校从初中的20班到高中的22班,总共学习了六年。六年的学习,在教师的亲切教诲和同学的友爱帮助下,我的学习与时俱进,天天向上。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班同学董蕴琦(全国总工会宣传文教部部长)和王作明(已病故)。他俩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抒发宏愿的文章,在我校特别是我班引发了轰动。该杂志社记者于果先生还亲临我班同我们一起畅谈交流。同学们豪情满怀,心高志远,直抒宏愿,报效国家,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恨不得立刻打点行装去报效国家。然而,高三毕业前的体检,却给了我致命一击,我被定为“赤绿色盲”,因而不能报考理工科,更不能“子承父业”,我沮丧、痛苦至极。这时我班同学傅英的母亲自朗(作家)写出一本书《为了明天》,深深的打动和教育了我,让我认识到“子承父业”的更高层次,更深广的含义。我的班主任孙有春老师非常同情和理解我,他特别耐心地帮我分析和选择志愿。于是,我的心胸豁然开阔了,看书近似扫描,过目不忘;同时,我还利用课余时间,以我的心灵历程,编写并主演了如何选择人生路的独幕话剧《如何是好》,并在学校礼堂演出,得到了学校和同学们的肯定,这给了我今后的从文之路以莫大的鼓舞。就这样,我以高分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我经常练笔,并不断地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同学们所瞩目。毕业后先后做了文学期刊编辑和报社记者工作,直至退休。在岗时,虽然也主编和著作几本书,并有两部作品获得了省级以上奖,但距母校对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尽管是这样,我和父亲一样都以母校为荣,都对培育我成长的母校,心怀感恩的心,永不相忘。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母校实验,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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